每座城市或地方都各自承受著一種歷史宿命，而這種宿命幾乎完全決定了它的空間特色。

三重埔，我的出生地，一部幾乎被時間遺忘的戰後台灣歌謠文化工業城市史。

起自五○年代以降，那是台灣剛藉美援站穩腳步並摸索著靠加工業帶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年頭。當時島內物資匱乏、生活普遍困頓，許多待在家鄉沒有出路的農家子弟與鄉村女孩紛紛來到大城市裡找工作，甚至不乏繼承祖產者在南部賣了田地帶著妻小前來討生活。這些從中南部先來後到的城鄉移民，每個人都懷有無窮的夢想與決心，彷彿天生帶有趨光性的蟲兒無法抵擋微光希望誘惑般地一致湧向台北。

依稀記得年幼時好幾回從阿嬤的收音機裡聽過綽號「阿西」的黃西田操著一口青澀嗓音唱了這麼一首老台語歌調「田莊兄哥」：「趁著機會，火車載阮要去喲……來去都市若賺有錢，我會返來」，曲中第一、二、三段開頭分別以「不願擱鼻田莊土味、不願擱騎犁田水牛、不願擱聽水蛙咯咯」吐露出當時年輕人普遍對於傳統農村生活的嫌惡與厭倦，為了負擔家計因素導致不得不離鄉背井前往大城市移居。

將內心悲愁藏在詼諧逗趣的外表下，「田莊兄哥」訴說著莊稼人從台南一路搭火車搖晃到台北的情境轉變，尤其是每句唱詞末段模仿火車行進規律節奏的那一聲聲「咻咻蹦蹦……咻……蹦蹦」迴盪起幾波餘韻與親切感，真叫我一輩子也難以忘懷。

恍恍惚惚耳邊似乎總是迴繞著曲中結尾這段口白：「台北到了，台北到了，請各位旅客，嘸通忘記別人的物件。」宣告了此番離鄉旅程終點站即將到來，同時也忐忑不安地迎向另一場無止盡城市流浪的異鄉起點。

待下車安置了行囊住處之後，他（她）們第一步走進繁榮城市的最初門戶，就是台北橋。沉重混濁的淡水河面上，台北大橋串聯起左岸「三重埔」與右岸「大稻埕」，區隔了北部城市與南部鄉鎮的空間界線。

異鄉遊子「黃昏嶺」

跨過淡水河走出台北市「大橋頭」地界，步入對岸囊括生活成本低廉、工廠林立、就業機會多而成為外地人主要聚居場域的「三重埔」地區，混雜了來自雲林、彰化、嘉義等全台各地北上謀生者不同方言口音。他們齊搭上急速城市化的時代巨輪，各種聲音語境迴盪在鄰里巷弄住家兼工廠的狹小空間內。工廠裡無數作工幫傭而收入微薄的年輕學徒與生產線女工埋身於暗無天日的污濁環境下，幾乎是終年無休地茹苦咬牙儉樸度日。甚至有些初到異地的年輕人因無法正式謀職，便只能聚居在台北橋下，成為按日出賣勞力的臨時散工。

「阮是十八薄命農村女，離開家鄉出外來求利，想著歹命有時目屎滴，也是不~得已~咦~，離開阿母的身邊，阿母啊你現時~咦~像阮心內悲」，當時年方二十出頭的年輕女子紀露霞（1936-）初試啼聲來到台北成都路「民聲電台」正要展開駐唱生涯，而「中廣」製播「好農村」節目也找她去錄製三七五減租政令宣導主題歌。名氣漸開的她，初次灌錄了這首由周添旺將美空雲雀「夕やけ峠」原曲填上台語歌詞的「黃昏嶺」。

「黃昏嶺」曲詞內容描述一位農村少女為忙於養家活口而前往台北找尋工作機會，每至黃昏夕陽遙望故鄉母親身影，便想起孤身流落他方感嘆命運弄人的惆悵心境。這首歌調，透過音色飽滿甜美淳厚的紀露霞來詮釋，特別是那一連串搭配自由節奏分句韻腳娓娓唱出~咦~啊~的綿長拉音，創造出所謂「紀式演歌風格」獨一無二的爵士台灣味，與同時期另一首時空背景相近的陳芬蘭「孤女的願望」在當年不知撫慰了多少滿懷希望遠赴大城市工業社會打拼、同為異鄉遊子的孤寂心靈。

醬油甘味「鬼女神」

三重埔歷來是一個臨岸接壤台北的轉口港，各鄉市各階級人等雜居，秉持現代都會的空間性格，所謂「三重人」與「外地人」的區分並不確鑿。作為鄰近首都台北最斑斕蕪雜且不斷快速更新的移民工業城市，三重埔不斷隨時有人懷著希望搬遷進來，也有人幾經游移漂泊之後黯自離去。

遠溯日治昭和年間（1930年代），因屢遭大水淹漶地貌低濕而得名的「三重埔」一地，原與蘆洲、板橋浮洲並列為北台三大蔬菜供應區，當地大多為農村木造屋舍或簡易土牆建築的地頭菜園遍佈、生活簡樸，取水則靠自鑿的幫浦汲水，有些人家便在河畔沙地沃土種植些蔬果以求溫飽。其後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日本殖民政府正欲大肆進行「侵華戰爭」與「南進策略」，乃開始計畫在島內發展軍備相關重工業。基於防空疏散政策考量下，為了避免作為戰時指揮所與行政首府的台北市遭受戰火波及，遂決定將市區周邊鐵工廠、印刷廠、紡織廠、化學廠等重工業設施經由台北橋疏散到三重、新莊、五股等近郊地區。

光復以後，國民政府為了防範中共軍事武力威脅，便繼續沿襲此一疏散計畫，再加上中興橋的竣工開通（1958），促使台北附近有更多工廠陸續匯集遷入三重。隨著1963年「頂崁工業區」開發完成，更讓三重地區躍居成為北台灣名聞遐邇的工業重鎮。

思念小時候喜歡醬油的味道，愛吃醬瓜、筍乾、鹹魚，以及每日黃昏沿街叫賣的蚵仔麵線。至今依然偏嗜酸辣重鹹口味的我，每當驀然回首之際不免串想：這般根植於意識深層的味覺記憶，難道竟是來自早期發跡於兒時故鄉「三重埔」多家知名醬油品牌（味全、味王、萬家香、鬼女神）不自覺醞釀口腹感官習癖的城市因緣？既屬物質慾念，又含氣味想像。

特別是，廣受餐廳總鋪師與小吃攤青睞、素有「味原液」之稱的淡色醬油「鬼女神」，因以陶甕進行長時間發酵，有著時間加持出來的古老甘醇風味，如今隨著歷史洪流而愈加教人回味了。

唱片工廠重鎮

除了與那童年熟悉味道一同造訪的醬油工業之城，「三重埔」在戰後1950到1970年代同時也是生產類比聲音媒材商品（LP黑膠唱片）的產銷中心，全盛時期全台幾乎有七成左右的唱片工廠先後匯聚於此。

舉凡沿著淡水河岸位於河邊北街的「大王」、「鳴鳳」唱片，通往台北大橋直抵重新路的「惠美」、「五龍」唱片，沿途向西行進，依序穿越交叉街口便是位在文化北路的「龍鳳」、「泰利」唱片，以及正義北路的「鈴鈴」、「中外」。

若論單一街道分布密度最高者，則莫過於三重市南區集中了「國際」、「台聲」、「海山」等十家左右唱片工廠的光明路一帶。放眼其餘各地更兼有安慶街的「電塔」、福德北路的「麗歌」、福德南路的「女王」、大有街的「皇冠」、信義西街的「第一」等多家唱片公司座落其間，可謂大街小巷四處遍佈，不少上台北找工作、人生地不熟而又喜愛唱歌的年輕人往往選擇來此就近落腳。

城市不斷地無限擴張，聲音紀錄的也只是死去的時間，其本身即為一種稍縱即逝的時間語言，僅將時空要素與事件內涵完全展現在流動過程當中。

隱約想起陳昇「新寶島康樂隊」專輯裡有條歌叫「來去台北做歌星」，故事背景即為當年這些身負歌藝才華的農村子弟想要北上打拼闖蕩歌壇的歷史寫照。

六○年代三重埔，曾經滋養了多少畢生投注音樂志業的作詞作曲者及演唱歌手！早年來到三重市信義街上，這裡住著出生於台南鹽水、自幼隨寡母北上定居的寶島低音歌王洪一峰（1927-）。走到路口轉角相鄰中央北路上，便是街坊「厝邊」作曲家林禮涵的住處，好友周添旺（1910-1988）常由台北艋舺（萬華）住家來到林宅聊敘音樂事，而父親在中央南路開設鐵工廠的歌唱童星陳芬蘭（1948-）也會不時慇勤上門討教歌藝。

接著沿街向西行經正義國小通往地勢較低易於大雨淹水泥濘路滑的大同南路，則是來自基隆港都的作詞人葉俊麟（1921-1998）寓居所在，他與洪一峰兩人在此結識知交並且聯手創作出了膾炙人口的「舊情綿綿」、「思慕的人」、「淡水暮色」、「寶島四季謠」等經典歌調。至於位在北面邊陲的溪尾街，甚至還曾經寄宿著「農村曲」民謠作曲者、晚年落寞隱居在此終老的戲曲樂師蘇桐（1910-1974）。

連接台北大橋門戶的三和路老街，從東南往西北方向穿越了整個三重市區直抵蘆洲邊境，在這條路上早已消歿既久無人聞問的「陳木理髮廳」不知是否還留存著當年林春福、郭金發、陳木、賴謙祺等四名意氣風發少年郎組成男聲「四奇士合唱團」（1964）的多少流風遺跡？

歌聲中的時代變遷

從這端街頭到彼方巷尾，往後陸陸續續更有無數暫時棲居三重埔的遊子過客，在這邊緣縫隙裡頑強地生存，其中包括了來自嘉義太保市水牛厝莊的葉啟田，以及甫由桃園大溪來此投靠親戚寄人籬下、初期喚作藝名「林茜」在酒店駐唱的鳳飛飛。

對他（她）們來說，那些遙遠歲月困頓勞祿的日子似乎也談不上有何娛樂休閒可言，但總有些管道能夠予以苦中作樂自尋排遣。離開了故鄉，無數個想家的日子牽掛起來，像風箏般飛舞。雖然歸去時沒有燈火迎接，卻有了聲音。

有一種聲音叫作鄉愁，戒不掉也避不開，似遠猶近、雖近猶遠，它是一種由記憶、聽覺和泥土芬香揉製而成的珍貴汁液，足以讓人們滲透浸入耳膜度過心靈飢荒思念焦慮的貧瘠歲月。

早在電視媒體尚未普及之前，街頭巷尾經常迴繞著由老舊收音機調幅商業電台放送傳來陳芬蘭「孤女的願望」、文夏「黃昏的故鄉」、洪一峰「舊情綿綿」等本省人熟悉的台語歌調聲聲入耳，無論早晨、黃昏或者華燈初上，伴隨著「客廳即工廠」號召家庭主婦齊作手工勞動的普遍景象聽來既暖烘又溫煦，人們總是不自覺跟著低吟哼唱以紓解平日工作的單調。

透過空中電波傳送至真空管流洩而出的古樸聲響，唱的是：「叫著我，叫著我，黃昏的故鄉不時地叫我，懷念彼時故鄉的形影，月光不時照落的山河」，清新而嘹喨的歌聲彷彿來自天空流雲的呼喚，日式演歌詮釋節奏慢吞如水銀瀉地粒粒滑順，那些內心遭受苦悶侵蝕得最嚴重的人們把它當作一帖清涼劑、一處心靈綠洲。

「寶島歌王」文夏以其特有慵散啜飲的噥軟嗓音見證了戰後六、七○年代台灣婦女家庭勞動史的聲音形象。

昔日輝煌歲月從早到晚開著英國製白色敞篷車搭載「文夏四姊妹」全台風光巡演，當他首度躍登大銀幕主演郭南宏導演第一部歌唱電影「台北之夜」的同時（1962），台灣第一家電視台誕生，「群星會」節目逐漸成為國語流行歌曲「淨化」而活躍的主流媒體舞台，也自此宣告了台語歌曲事業盛極而衰的凋零命運。

七橋之都 獨特生命力

在我出生那年（1976），「廣播電視法」開始公佈實施，規定電視台和廣播電台一天只能播送兩首台語歌。由於晚間七點半後就不能播出台語節目，老家三重埔聽不懂國語（北京話）的阿嬤只能早早就寢，白天的台語電視節目也很少，只有中午一小時（老三台，每台只在午間新聞前後播半小時）。剩下的時間，她只能抱著收音機，聽一些未被查禁的台語歌。

凝望城市與城市之間，人類照亮黑夜的野心與能力永遠不足以真正將整個夜晚時空轉化成「恍如白晝」，任何大鳴大放的主流音調也不可能完全遮蔽其他聲音的存在──哪怕這聲音再怎樣微弱。

嘗試描述三重埔作為異質流動空間的存在，讓我庶幾不斷反思咀嚼智利詩人聶魯達（Pablo Neruda，1904-1973）生前所說：「我喜歡變換語調，找出所有可能的聲音，追求每一種顏色，並且尋找任何可能的生命力量……當我探向越卑微的事物和題材時，我的詩就越明晰而快樂」。

對此，咱們實在不必過於戀羨隔岸首都台北追逐「現代性」光亮洗禮的中產階級城市優位象徵。儘管三重埔位處語言文化與地緣政治陰影下的附庸生存位置，加諸施行「洪水平原管制法」帶來整個空間規劃資源的相對匱乏，但其本身乍見凌亂無序的常民生活脈絡卻是極盡地多音喧嘩，各階層各性格的人都在摸索適應彼此的相處方式，無形之中提供了此處「七橋之都」（三重周邊對外聯絡七座橋樑）發展地方生命力與獨特性的必要土壤，構成了「三重埔」文化身分的「混雜性」（hybridity）。

無疑地，遑論過去或現在，它都是一處普遍關照社會底層幽黯角落、充滿蕪雜草根活力的民間歌謠城鎮。

最好的詩人，就是給我們日常麵包的詩人。其實音樂與城市也是。

他們說，喀什，也發生針扎事件。

不只在烏魯木齊，北疆的阿勒泰，西疆的伊黎，南疆的喀什……都淪陷了。

四百七十幾人！五百二十幾人！被扎的人數在口耳相傳中往上攀升。

一個初識的上海人說，朋友從外地打電話催她快逃，那些被扎針的人死了！硫酸、病毒，不明原因的腎衰竭！

我的相機裡還留著七．五事件通緝榜上的維族人照片，沒別的意思，只是一併把古蹟前張貼的告示板也拍了。

我剛從他們說的那些地方來，所謂扎針事件彷彿跟著我的行程跑，沿途坐的車都被警察盤檢。可我以為自己已遠離風暴圈，正和一位不通漢語的維吾爾族人比手畫腳，和一桌巴基斯坦人吃那不懂得菜名的食物……我離他們很近，心裡沒預設距離。外面的漢人眼神裡寫著危險，裡面的大鬍子異族同胞們看著我倒像看珍禽異獸。事後聽說，這家店平常只有巴基斯坦人和維族人來進食，沒有漢人來過。

有人交頭接耳，用英文（我住在英國領事館舊址，周邊某些巴基斯坦人能講英文）。我聽出我被當做日本女孩。

有人試探性地問我一兩句話，知道我從台灣來，其中兩人露出歡迎的眼神。我拿著菜單，看不懂維吾爾文，張望了別人盤上的食物，用英文問旁邊那位像荷梅尼的大鬍子先生，你最喜歡吃什麼？照著他的喜好點上三種不太搭調的餐飲。我吃兩口餅、抓一根雞翅膀正要啃，大家都看著我，很明顯，這種吃法錯誤，老闆娘上前，親自示範一次，餵了我一大口。我開始斯文地把薄餅撕成小片，再費力地用手捏著小片薄餅去撕那些滑溜溜的雞肉，以小餅皮捻起雞肉，小口小口吃，從頭到尾，手指不可直接碰觸雞肉，更不能用口直接就著雞肉吃。

出了餐館，找個漢人打聽附近有無特色街道。他說，維族人聚集的地方危險，天快黑了，不要出去。我有些膽戰，但不算心驚。到處皆可見武警，只要相機不拍到他們，（相機）就算安全。

從帕米爾高原回程時，正要往喀什機場，聽見幾個北京人交頭接耳，說，喀什的硫酸都賣完了，都運去烏魯木齊了。我湊過去問，此事當真？他們說，絕對是真的！連飛機都進不去了，就要出事了！我憂心忡忡，拿著預購的票搭上飛機，往烏魯木齊飛，心想，若到了烏魯木齊不准進城，那就睡機場吧，免得誤了第二天返台。兩小時後下飛機，發現沒人攔我。我跳上一輛車往城裡賓館跑。

路上車子零零星星，夜裡十二點鐘，天剛暗下三個小時，正是人們的宵夜時刻，四周淨只是冷清。

我問司機：是否真有硫酸缺貨之事？喀什傳出來的，聽說這裡要出大事了。還有病毒……。

他苦笑不語。

我明白他的意思，便說：其實這樣說不夠嚇人，乾脆就說，烏魯木齊的針都賣完了！

這回他笑了，他說：那何不乾脆說，烏魯木齊的鐵杵都賣完了，因為針都缺貨了，大家就買鐵杵回去磨針了！

我說：若真是謠言，為何電視新聞不直接闢謠？

他說：不說還好，說了豈不越描越成真？大家更恐慌。那些扎針的人多半只是要引發人們恐懼心理，雖然政府發布了消息，都還傳成這樣，所以網路才停掉不許用啊。

但境外傳得沸沸揚揚。是的，城裡的確戒嚴了，三天前境外人士全部不讓進，下了飛機進不了城，本地的網路和國際通訊都被封鎖了。哪怕是烏魯木齊之外，往北一千公里、或往南兩三千公里，旅人都少，大巴扎、國際集市裡空蕩蕩。我知道，回台之後能從網路上看到更多消息；不過，屆時已是局外人。即便此刻的我尚未離開，是否仍是個局外人呢？可我心裡惦記著沿途相識的朋友，心裡有朋友，便不完全是在局外了。

白天，城內武警登上了公交車，每輛公車皆有隨車警備。而接近維族居住地，巴扎、小區、嘉花園……，有一團團荷槍實彈拿盾牌的駐警，每個崗哨，十六至十八位武警緊靠成一個方陣，像堡壘，盾牌向外，槍尖向上，我收好相機，怕人誤會了要被沒收或摔機。

汽車進城必須繞道，路上絡繹不絕的軍車載來更多荷槍軍人，不知道傳聞中的事是否仍在發生，某些消息被隔絕了，但我學會一副老百姓心態，看著警察就當是安全。

入住賓館，念在是最後一夜了，我不抱希望，隨口問服務員XX夜市能去嗎？服務員搖頭，小聲地說，前天漢族出來示威，上萬個人吧，警察連催淚彈都用上了。晚上千萬別出去。還有，每天晚上武警都會來這裡巡察一次。

我說：這裡有住外國人嗎？她說，住了一個。我心想，沾光了。

我走向門外，向守門的維吾爾族警衛問一聲：能和你合照嗎？他揉揉疲累的眼睛，脫掉微皺的軍大衣，整肅了儀容，站到我的相機前。

最後一晚，我只踏出賓館十幾公尺，在一家門外有四個武警吃飯的清真小館裡大啗一盤羊肚絲拌麵。幾個漢人進了小館，見我面熟：你一個人呀？真巧，我們前天在去XX的車上同車。對方不確定地再問一次：你一個人呀？

我，是一個人。

沿途許多人問起。問我的都是漢人。至於回族、維族、哈薩克、蒙古、柯爾克孜、圖瓦人……，倒不問我這些。

我一個人能吃掉一盤一尺長直徑的大盤雞、臉盆大的囊餅，至於這盤也是臉盆大的拌麵，完全沒問題……我說著笑了，記得幾天前在西疆一個小鎮吃完大盤雞之後，那位維族老闆娘開心的模樣，她讓我拍了據說不准拍照的廚房，回饋我的豪爽胃口。

旅行養成的習慣，有東西就儘量吃，免得路上萬一缺糧了。

遠行，對我而言從來不是輕鬆的事。

不是為了放鬆，不是享受。雖然我渴望如此，但我瞧不起那樣的層次。

出發前便產生很大的壓力，知道是要出去吃苦。然而，留在原居地也是另一種吃苦，我不免難過，自己沒有其他本領可以拋棄目前的工作養活自己。

生活在世俗的社會圈是種折磨，遠行亦是種折磨，但不是逃避，是忽然地進入另一種生活或世界。

像是從一種折磨投入另一種折磨，不同的是，後者，我心甘情願。

人們問我，為什麼一個人出來？喜歡一個人出門嗎？

為了省事，我都說是。後來也真的成為衷心的「是」了。

說不上來，如此匆忙地決定地點，不似昔日那樣精心籌劃，也不再猶豫那裡發生了什麼令人卻步的事。我很清楚，荒山野嶺、塞外邊陲、牛馬遷徒、人跡罕至，是我理想的去處。當然，還有一個最莫名其妙的原因是，我突然想看西伯利亞的原始林種及初秋的樺樹林，渴望到幾乎掉淚，幾近欣喜若狂。然而去年在四個語言不通的非英語系國家吃夠了苦頭，這一次，我不想輕易嘗試西伯利亞，我知道，就在新疆北端，阿爾泰山與俄羅斯接壤處，有著一樣的樹林，或許一樣能令我動容。

216國道，沿著準噶爾盆地右側逆時針繞。路上有一種樹，能在含鹽量高的沙地上生長、在七八十度高溫中存活，即使狀若枯枝，實未死去，當地人叫它梭梭樹，尤其往古爾班通古特沙漠腹地的路上，滿滿一片。

路到了盡頭，接著換車，車不能上的地方，騎馬。繞過盆地左邊，換217國道。到了奎屯，換312國道。過了清水河，換218國道……，還有許許多多土路、便道。每天花了十幾個小時，在路上。一路的地老天荒、披星戴月。

崢獰的崑崙山脈、清麗的天山山脈、瑰奇的阿爾泰山脈，我在峽谷、冰山、草甸、樺林、綠洲、大漠、墓群之間流竄。腳蹭出繭子，手磨粗了，但肯定沒有那些牛、羊、駱駝磨得厚，看牠們身手都比我俐落。

起先，相機裡裝滿各種戈壁灘，有礫黑的，有點綴野草的、有大片焦黃的，偶見一匹普氏野馬，正凝視著疾馳而去的越野車，或者，牠的凝視並沒有目標……。

前面一輛車軋到石頭，一顆石頭飛速彈過來，擊中我車的左側擋風玻璃，碎石跳進車內。我撿起碎石，看一會兒，扔開。眼前一片天高地闊，車沒法在高速路上暫停，也無處換玻璃，只好將就著這受傷的玻璃，在狂風中依舊高速前進。

我裹起圍巾，提防玻璃被強風突然推破。風聲嘯嘯，我拉長相機鏡頭，隔著玻璃傷口越過大片荒灘、瞄準遠處連綿冰山，在劇烈的抖動中按下快門。

盤山、穿林、雨中、飛沙中，馬背上、車上、船上，無論何種抖動或呼嘯中，我自然而然地融入那些韻律，飢不擇食地刷新記憶空間，某些記憶垃圾不得不被刪除。我擦掉被風凜出的眼淚，按下快門那刻，是拋開、也是解放。

山東藉的司機喜歡沒話找話：抖得這麼嚴重，拍得成嗎？我說：成！他問：你拍了多少張？我忙著瞅準，推說沒時間算。

有一次，他仍是沒話找話，但問得不經意了，我終於告訴他個整數，九千張。

航空公司櫃台，前頭那位男士劃位後回頭打量我，你……是來旅行嗎？我說是。

真的嗎？這時候還敢來？

我反問他，你不也來了嗎。他正色道：來辦個事就要離開。

機上，又被鄰座的人問了同樣問題。那人住在新疆，他壓低音量對我複述那些恐怖傳聞，另外補充了些駭人細節。我說：烏魯木齊的人告訴我那只是謠言。他說：我烏魯木齊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看到的實象，還有，我家那兒的醫院就有個被毒針扎的例，身上的XX都被鋸掉了，但就是不准說……，怕人民恐慌。

那些病毒怎麼來？

當然有專門的組織提供了。

他提起一個海外組織的首腦名字，這名字早聽熟了，到處都說事件是這人所指使。我沒答腔，但仍在想，病毒如何有效保存至作案時刻的問題。真心希望，傳聞只是誇大。

我的心仍停留在高原、在荒山野灘中，記得在哪兒曾看見地平線上一個踽踽孤影，不是牧羊人、趕馬人，他在那兒做什麼？他往哪兒去？有時竟生出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就是那人。我問自己來做什麼？

其實我並不想遠行，多年來，走南闖北，異國異地的跑，我累了。這是個意外，為的是那場風災。八月七日，莫拉克颱風來襲，氣象預報北部首當其衝，而我提心弔膽的坐火車去中壢，為了個不便取消的演講，回程時同行者打趣說颱風不嚴重；過兩天，電視新聞就被災情淹沒了，中南部大水崩山，成天呼喚救援！想起那天的演講，還有那些來自中南部的聽眾及家人，我有種莫名的錯愕，彷彿老天把該淋到我身上的轉移給了別人。此後，天天的難民災情和政治災情，我忽覺無望，伴隨無力感，鬱悶自己可能工作一生及只能寄望的這片土地就這麼提振不起來、耗弱下去……，我再度埋怨自己，為何沒有其他本領可以拋棄俗務，做真正想做的事。我承認，我想拋開什麼。

像是很氣憤地「離家出走」，拾起了七.五事件後取消的行程計畫，去到另一片也發生過災難之地。

抵達不久，當地就戒嚴了，在那片戒嚴的土地上，人們既提神著自身安危，也向我問起台灣的災情，清清楚楚地咬音莫拉克三個字，那神情是認真的……，回程飛機上，台灣報紙登了斗大的內閣總辭新聞，而我忽然覺悟，自己之前的情緒是小題大作，無論任何時代，老百姓總是照樣活下去的。

窗外的桃園夜景，異常玲瓏精緻，走出機艙，空氣如此可口，而四周依舊鬧轟轟。鬧轟轟，也是種朝氣嗎；但鬧轟轟之後呢，有沒有沈澱、昇華？友人山農來信形容台灣人的風土性格：「不寬闊不大方，帶有濃厚的順從性，但有時也會突然起來猛烈地反抗一番，然後又是氣短的忍受下去。」我不禁回首那一兩萬公里的旅程，那八億年構成的地貌，從高空看，大地的推擠斷裂裡，夾帶了金黃、碧藍、冰青、砂紅、褚白等豐富色調，其中更包容了寧靜、狂囂、優美、粗曠、殘缺、繁複等極端反差。八億年前的它們，是什麼模樣？八億年來的人們，在此般風土裡又造出何等性格？

俯看這八億年的凝聚、湮滅，瑪麗.哈特告訴我：「你將徹底覺醒，自己的渺小與無足輕重。」我想起沙漠中某王朝的斷垣殘壁，而周遭的胡楊樹能一千年不死，二千年不倒，三千年不朽。

至於此刻的動盪在八億年的歷史裡呢，是否亦渺不及微塵。

身處億萬年中的此刻，我在想著，永恆與剎那。想著那些時常見面，卻總是生疏；那些萍水相逢，卻諦結情誼的朋友。我懷念這一路結識的各族友人，還有相約互訪，卻未必成真的過客……。

公元一○七○年，喀什噶爾皇家經學院詩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完成「福樂智慧」時寫道：

在這世上我已遂了心願，

對欲望我也閉了雙眼。

對今生的求索我已厭倦，

萬念俱消，我已無話可說。

我闔上詩文，猶未入眠。此時，在眼底，有種美麗晃動著：那天，在喀什噶爾，當我張開口，接受維族小店老闆餵食的那一刻，我看見，她那用海娜花染紅的指甲，用奧斯曼草汁染色的眉毛，以及她笑起時，唇上塗的托特庫拉克花胭脂。